沉锋

我的大学

今天下起了大雨，我坐在沙发上，看到窗外浓密的花树。我喜爱夏季的大雨。这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在我十六岁那一年，有一天就是在这样的大雨里，我开始了我学习生涯里又一次的抗争，告诉我父母我拒绝再去高中，也不会去读大学。他们轻易地同意了，留我自己承受我的选择带来的惶恐。我坐在书房的椅子里，就着台灯昏黄的光线，面对着黑暗中的雨声。那雨声汹涌而至，连绵不绝，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

今天的雨水让我想起好多我那终究去读了的大学的记忆。我都不知道我还记得。虽然它们只是前几年里发生的事。但在这过去的两年里我的思想和生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们对我来说已经恍如隔世了。

我想我会写得很混乱。今年我已经很习惯在网络上讲我自己，但我并不觉得我因此向我的朋友们敞开。恰恰相反，在所有的语言之中，我总能触摸到最深的隔阂。我并不是有意的，我的情感世界就是如此：混乱又自我中心，视他人于无物，有时也无视我自己。此时一个场景从我的记忆深处升起：大二那年我给一位外教做助教，临别请他吃火锅，席间我和他说，我认为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年轻人都体会不到当代中国年轻人思想上的困惑。他说那可不会，每个国家的年轻人都有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困境。我想起我在这顿饭结束时哽咽了，泪如雨下——因为我们最后谈到了教育问题，于是这位老人家很友善地提议抱一抱我。我想他并没有理解我在伤心什么，但是我并不感到难堪。他有一米九，我笨拙地拍了拍他的T恤。现在想来，这好像是一个正常人际关系里很怪异的情况：我突然开始对并不熟悉的人表白内心，侃侃而谈，自顾自地感情失控——然后我走回家，开始琢磨我生命中的另一个问题，全然把这件事给忘却了。

那时候最令我感到痛苦的是文化的断裂，是西方文明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我记得这件事：我坐在图书馆二楼的窗台边，窗外有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熟悉和喜爱的铁丝般的黑树干，书架上有一垒巨大的深绿色封皮的中国古代思想史，我为它们做了很多笔记，那一天我仿佛写到“战国时期的诸子之学，都起于‘救世之弊’，而非凿空之论……”。我悲伤地看着它们，一个鲜明的念头闯进我的脑海：“我所看到的这个系统越是编织得齐全、严密、完美，就越与当代生活格格不入”。我为这件事情辗转反侧，日夜颠倒，试图从故纸堆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现在想起来似乎不可思议，而我也不再记得那些阅读与思考的遗迹，只记得冷夜中的街道，暖气管边的我的床铺，和胸中无法消解的块垒般的痛苦。

那时候我心中也有求知欲。求知欲吞噬着我。那欲望每隔一段时间就在胃里骚动，让我焦灼不安。我记得我站在小吃街上，面前是臭豆腐和烤冷面的手推车，我突然停下来，在手机记事本里打字道：“每隔几个月，对自己无知的焦虑就猛烈袭来，灼伤我的喉咙。”

有时候我也很快乐，那快乐像瀚海星辰一样至今闪光。有一天我和一位朋友聊到了很晚，我们沿着小广场的花园走来走去，我和她指手画脚地解释我在写的一个关于儒家思想与现代文化异同的大纲，不顾冷风吹得我们手脚僵硬。临分别前我们坐在食堂前的长椅上。我说：“想到明天早上在我的木板床上睁开眼睛，还有那么多新的东西可以学习，我感到幸福得睡不着。”

我感到缺憾的事情是，我总也没有找到精神上的导师。我曾经以为大学可以提供这项服务——这听起来就不切合实际，但是我的师长就是这么劝我入学的。我接触最频繁的几位老师，反而来自其他系所。哲学系的L教授，当时在做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教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我以一个辅修学生的热情，给他提交了满怀理想的“我为什么要学习哲学”的文章，他很是夸奖了我一回，建议同班的学生都传阅读一读。这让我大受鼓舞，给他交了更多偏僻的读书笔记，包括一些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咬文嚼字的人类学论文，而他反过来提醒我，年轻人的研究应该注重当下的现实，而不是拘泥于理论。“你的见识就仅止于此了吗？”我记得他指着那篇读书笔记问我，“这就是你进这门课堂时想探索的东西？”那让我感到既羞愧又鼓舞。

管理系的Z教授，给我们上社会保障案例分析和劳动法。我本来打算睡过第一堂课，不料他点名时我和他对视了一眼，被叫起来回答问题——于是不知怎么的我忽然变成了最积极的学生。我下课喜欢和他辩论，有时候自知胡搅蛮缠，但是为了证明自己能讲下去，还非得说完不可。有一次我结结巴巴地讲完了对日本护理保障制度的看法——我完全没去过日本。Z老师说：“你到底想说什么呀！”不过我觉得我可以自称是他喜欢的学生。没有课时我经常查看课表，去旁听他的研讨课，可能他被搞糊涂了。我大三时候他给我发微信：“恭喜毕业！我在台上看到你了！”我只好告诉他说我还得叨唠一年。他好像是管理学院少数住校的老师，我几次看着他骑车带着一篮白菜去往教师宿舍。还有一次他拎着快递，“我来帮您提吧！”我热情地说，我那时就是那么热情的学生。“不了不了！”他说。他语调铿锵，经常穿白西装来上课。

文学院的某位老师，我忘了他姓什么，毕竟我是旁听生。但是我也成功成为了那些课程里最被夸奖的学生，我那时候就是那——么热情。我喜欢这门课，主要是我喜欢许多人一起朗读经典的氛围。有时我甚至为这些课程翘掉自己的必修课。这位老师教四书，我小时候受了严苛的背诵经典教育，对他提及的典故对答如流，还会指出课件原文里的漏字。某一节课上，有个小个子男生突然问我：“你是不是上过这门课？”第二年我在孟子课程里又遇到了他，我沾沾自喜地把这个笑话记了好些日子。

我在古汉语系的旁听生涯如鱼得水，特别得意。有一回诗经楚辞的教授提到了七月，请大家背诵。学生们齐声说道“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然后只有我继续说道“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我背完了第一段，一片寂静，场面尴尬。我突然觉得非常羞愧。我在这门课上当然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但我留在他们的教室里只是在享受自己童年积累而无处发挥的优越感。我从此没有再去听他们的课。

我在政治系的教授们，老实说，当时我讨厌的比我喜爱的多。但回想起来，那是因为我当时自己是个不成熟的政治学生。我拒绝去听C教授的西方文明通论，因为我觉得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了未经考证的偏见。我还从L老师的外交学间隙里走掉，因为他刻薄地攻击某份报纸。我在P老师的第一堂课后热情地问了他一堆关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问题，我觉得他的答复敷衍了事，所以也不喜欢他。我在他的政治哲学理论课的最后排写小说。P老师点我起来回答问题，问我对柏拉图哲人王的观点有何看法。我放下电脑，说我觉得那挺好的。

“可是这个英明的哲人王死掉以后怎么办呢？”他问。

“再找一个吧。”我满不在乎地说。同学们都笑了，他耸了耸肩，我就坐下了。

几天前我独自坐在夜幕里的街道边沉思，看着自己的影子倒映在昏黄的路灯下。我想到影子，想到真实世界，想到柏拉图的洞穴，想到那些遥远的课堂上的记忆。我想到柏拉图在那个故事里说，哲学家们看到了真实世界，他们即使忍受再多的痛苦也不想回到黑暗中来，他们的心灵也不再愿意接触黑暗中的琐事——但是他们总要回到洞穴中来。因为启蒙留在蒙昧中的同胞是他们的公民义务。

我感到深深地羞愧，为我没有更努力地去参与我的每一堂理论课。

我最亲近的本学院老师应该是H老师，但是我不记得具体的情形了。仿佛我像往常一样，过于积极地越级旁听了他的研讨课程，于是他招呼我做那门课的课代表。后来我不得不和他解释我没有同班同学的电话。我听了他的很多课，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东亚政治，因为整个学期我们一直在介绍不同东亚国家曲折的现代化进程，这个话题让我又着迷又困惑。我记得有一次我和他讨论这个话题，一路跟着他出了教室，直走到行政楼下，我们都站住了。

我说：“您是说民主化是大势所趋？可是我们看到的历史并不是这样的。”

他说：“这么说吧，凡是享受过自由的人民，都不可能再愿意回到过去的生活。”

现在，当我在回忆这些对话的时候，仿佛隔着一层扭曲的薄纱，或者那就是洞外的日光照在习惯黑暗的眼睛上的浮影。我感到诧异，我当时到底是过于迟钝，还是过于激进，还是单纯地无知无觉——H老师和我说完，我感到不怎么服气。我随后去吃猪排盖饭了。

事实证明我是个不合格的学生，H老师夸我适合做学问，还送给我他自己的新书。他给我题字说：“闻道从来有先后，术业不可无专攻。”我大概没读进去。我还在他的英文原著课后排画插画。毕业时他给我主持了论文答辩，仍然夸了我的理论研究精神，我和他说我想去英国读国际政治理论的研究生。过了一年，我发短信给他，问他能不能帮我写推荐信，我想去洛杉矶学导演。

当时我已经被我的毕业论文导师拒绝了——我们的研究院院长，也给我写过“望保持理论研究的精神”的一位老师。我曾感到很丧气，觉得她拒绝我非常地苛刻，但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是H老师对我非常地耐心又友善。

今晚是一个神奇的日子，在我写下这些之前，我都不知道我还保存着这么多细节。我还回想起了更多，我曾经整个月地不参与课堂之外的交谈，直到深夜和父亲打电话，内心希望他多说几句。我曾经和一位上行政管理课程的老师有一次热情的讨论，她告诉我任何理论都不能是空中楼阁，而那是我第一次从实践的角度来思考这句话。我曾经在深夜出门找吃的，我在炒面的手推车前等待着，脑子里想着我那些空泛的、只有我自己关心的文章，激动得瑟瑟发抖。

我还想起了我当时摘抄了好多遍的KarinBoye的一段诗。也许有些字句在我的记忆中被扭曲了。我总是个爱自作主张的摘抄者。我已经不记得我是在什么情况下读到她。

“花蕾绽放当然痛苦

否则为何春天踟蹰？

为何我们所有炽烈的渴望

总包裹着严苦的霾雾？

坚硬的外壳就是花蕾的冬

是什么，于自新中自耗、自毁？

花蕾绽放当然痛苦

痛苦因其生长，亦因其收束。”

 

 

04/23/2018